特勒一样高大、像希姆莱一样英俊”，一些年轻人在报告时甚至不敢念出声。每到这时，安德烈亚斯就想起那份寻鸡启事。他决心躲去文书部门，但他的新上司不允许。

“这是政治阴谋，这卑鄙的……这些布尔什维克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好吃懒做的工人，想不劳而获的、社会的蛀虫，这些人呀……”这位上司大声宣判，好像能让什么人听见，使他加官进爵似的。安德烈亚斯总在例会上保持沉默，一个劲儿瞪着面前的档案袋，以防自己笑出声来。

这位施劳恩博士是个常见的学者型官僚。他三十多岁，面庞白净，看起来慈眉善目，可一旦有人说出“先生”这个词儿，他就像非洲狐或者眼镜蛇一样竖起身子，皱起眉头，如果对方漏掉“先生”和“施劳恩”中间的“博士”，他便要喷出毒液了。仿佛离开了博士头衔，他的姓氏就是一句脏话。施劳恩博士先生本有希望成为施劳恩博士教授先生，他本是化学博士，之所以当了警察，是因为他在写作论文的时候对数字和图表动了手脚这丑事在他毕业后才为人所知。一位左翼报社的记者在众目睽睽之下采访了他，他面不改色地演讲着，说那是自己“不小心”的过失，每个人都应该吸取这“宝贵的教训”，但没人爱听，台下嘘声一片。

施劳恩大为光火。他倚仗着和冲锋队的关系，才保住了博士头衔，从科隆化工业界逃之夭夭。他的祖父是施劳恩博士教授先生，父亲也是，按照常理，只要这位家族的长子不是个精神发育迟滞患者，这四个词儿的头衔早晚被他收入囊中。要不是左翼记者，他便不用屈尊俯就那一挞不光彩的、没有“教授”的名片了！对此施劳恩咬牙切齿，发誓要血债血偿。就这样，他成为了警察部门的干事，依靠着两位博士教授先生的关系一路高升，调到了柏林。

“你们就自己琢磨，败类们该好好惩治，看看我们的国家被弄成了什么样！”在讲到调查工作的安排时，施劳恩永远只会说出两个有意义的动词，一是“琢磨”，这是对下属的命令，二是“惩治”，这是他对反抗活动的一贯态度。会议中的打瞌睡者如安德烈亚斯，在这时也得打起十二分精神，处心积虑编造一份化肥袋子般饱胀的时间表，生怕“琢磨”的活计被派到自己头上。

前三个月，他的退避奏效了。施劳恩觉得他像个木讷的装饰品这位博士看不起军事学校毕业的贵族子弟，认为他们都是些花天酒地却没有头脑的草包，但又深知不能招惹他们。五月，施劳恩的椅子换成了皮面的，在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8号的新办公室里，这让他更加嚣张得意。直到部门里渐渐传来不满的声音，他才决心把几个出身优渥的下属一起放进他敲骨吸髓的磨盘。六月底的一天下午，他把安德烈亚斯叫到办公室，给了他一个地址，让他去调查地下抵抗者的活动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