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话的时候情绪激动，等察觉自己发言的不妥之处时，为时已晚。在审判后，有不少人明里暗里地议论，猜测他与安德烈亚斯的关系，以及他与西方情报网的接触有些是无意的调侃，有些则是政治攻击。在联谊会上，有人问起他在德国的私人生活，谢尔盖总挥挥手让他们走开。他以为这件事不会再有下文。可这一次，他惹上的麻烦比口角大得多。

同上级争吵以后，他被勒令休假，写思想报告。他从没有这样生气过。谢尔盖头一次感觉到背叛，那滋味比法西斯主义更让他愤怒，也更让他担忧：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只要世上还有那么一群人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坏的、应当被消灭，它就不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无法言说的问题他对他的同志们显然抱有更高的期待。

谢尔盖感到胸闷、双手发麻，他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转过走廊，他躲进卫生间，捂住嘴唇，屏住呼吸，晕眩和胃部的不适逐渐缓解了。几分钟后，他独自一人来到大街上，冷风灌进衬衫领子，他才发觉自己忘了戴围巾和帽子，但他说什么也不愿回去：一想到桌面上的那份检讨，他就想要呕吐。

封锁柏林的消息又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这个冬天，柏林的居民依靠英国人和美国人空投的物资过活，一旦政治封锁解除，他们会倒向哪里，人人都心知肚明。他想起那位检察官他的儿子死在了柏林战役以后，因为营养不良和破伤风的并发症。他本可以不用死的：他的死不是枪炮炸药的后果，也不是为了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带有启示性的灾难，它不能完全用权力斗争来解释它包含了没有目的和收益的作恶，因此也定义了绝对的正义。为了那个愿景中的定义，一部分苏联人把短缺的物资分发给了柏林居民，宁可自己饿着肚子，还有一些没有受伤的小伙子帮助德国人重建房屋。可美国记者的镜头永远对准那些不守规矩的士兵。

很大一部分苏联年轻人都相信，如果他们那么做了，至少可以把耻辱的钉死在耻辱柱上。只要它永不复活，人类就不会再一次遭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