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事。我没什么可说的！”

谢尔盖从不认为那份名单是他“争取”来的情报，更不认为漂亮脸蛋是间谍工具箱里的一把螺丝刀。在一切结束后，他对上级这样报告：那是一个受到我们的意识形态感召、弃暗投明的人，德国人在纳粹的压迫下也不好过。至于为什么不好过，谢尔盖不敢如实解释，只好撒谎。可等他从单位的格子间走回家，关上房门，答案就完全变了：也许从没有人好好对待过他，把他的心当作一回事，以至于我对他照顾一些、温柔一些，试着理解他的痛苦，他就那么依恋我，为我深深地着迷，这甚至完全改变了他看待世界的眼光。他一想起安德烈亚斯，就无法在那张表格上写字，更没法把他们的相处当做一份引诱的教案写出来。

另一份有关新计划的表格更让他愤怒：让他教学生出卖身体或感情、换取情报，这绝不可能！他们是国家情报官员，是共产主义的战士，斯拉夫人不像英国人和美国人那样爱冒险，政治理想才是他们的利剑，而不是可供交换的利益。在他看来，这简直是自掘坟墓。如果能中止这一切，要是这次违命会给他带来一颗子弹，或者二十年、三十年的苦役，他也心甘情愿。

“哪里没有了规则，哪里就会变成罪恶滋生的地方。”他预感到了什么似的，在课堂上对后辈说。“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秘密警察这一回事呢，我想，这种制度是规则的撤销，而非建立。我们不能教任何鼓励犯错、鼓励堕落的方法，这动摇了情报工作的根基……”

为此，他同卢比扬卡的上级大吵了一架。

“我们不应该提倡用这样的手段获取情报，尤其不能依赖这样的手段。”谢尔盖坚持说，“如果我们不把人当作人，不尊重我们的同志，那还怎么进行革命？我们不能堕落到像纳粹德国、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情报机构那样！反正我不做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