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锁柏林的消息。那是新闻广播中微不足道的一条，但所有经历过战争的人都无法不为之紧张：英法美偷偷在德国发行了新的马克纸币，为此，斯大林切断了柏林的交通，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在那片区域投下食物。

塔莉亚低声说：“真是无耻。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又团结在一起反对我们了。”

谢尔盖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在他面前的男人和在他身后的女人都模糊了，像两抹随便刷在画上的丙烯。他摇晃了一下，那种视野的朦胧感又回来了。不知道为什么，他走出了门，绕过餐厅的拐角。雪片像灰尘似的扑在他的脸颊。

毫无预兆地，巨大的痛苦也同时扑向了他。他听到自己的脊柱被它压得轧轧作响，谢尔盖抱住肩膀，缓缓蹲了下去。也许是我的精神问题又发作了……他默念着，试着让自己冷静。眼前的事物又渐渐清晰起来。他看见塔莉亚和娜杰日达向他跑来，在雪中，她们温热的手掌握住他的胳膊，轻拍他的脸颊。

毫无预兆地，他在雪地里痛哭失声。他想起那些牺牲，那些再也没能回家的人：他们所流的血能不能换来一个新世界？他满怀热望地等候着。可现在，法西斯主义暂时离开了，可所有人都为它大开方便之门，假以时日，谁能保证它永不回来？到时，会有多少人无知无觉或半推半就地成为它的奴隶，让自己的灵魂被它毁灭？又有多少人会像塔莉亚的战友一样，为解放被它锁住的人而死去，留下哭泣的姐妹和母亲？

他哽了一下，对着那两张冻红的面孔眨眨眼睛。可这毫无帮助，眼前的景物又再一次模糊。他知道这不会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战争挖走了他的一部分，却一直没能为他补上那个缺口。他脚下的大地似乎开裂了。看着那两双美丽的眼睛，他感到安然，没有挣扎，放任自己朝着那深处坠落下去。

在混沌的、闪回的图像中，他先听到了一个声音。

“他们的人还没有习惯这一点么？”那个名叫米勒的英国记者揶揄道，“在他们自己国家发生的事。他们不害怕那个，却讨厌希特勒的行为？”

这是1945年六月，谢尔盖最早注意到他是在法院的茶水间里。这位记者言辞尖刻地评论着苏联女性对战争的贡献，旁若无人，管女兵们叫做“不知什么样的生物”。谢尔盖跟在检察官身边，他是一重安全保障，也是一台协助翻译器，苏联当局希望借助他对德国人的理解，取得辩论优势，在几个案件中获得想要的结果。这个夸夸其谈的英国佬与他的任务毫无关系。因此，他忍受了他一次，就不可能忍受第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