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伏击时被坦克炮击中，唯一留下的，是一封署着妹妹和母亲名字的三角信。塔莉亚不知该把信交托给谁，也对谢尔盖几次提起这桩遗憾。当谢尔盖无意间听见这姑娘的全名时，心里便有了猜测。

娜杰日达接过那封潦草写就的信，双手颤抖。她的眼睛蓄满泪水，手指摸索着纸张叠进去的角落，来回几次，却没有打开：“谢谢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其实，其实我早就料到。这么多年，如果她还活着，她应该要回家了。玛利亚，天啊，我知道你在哪儿了，你就在莫斯科，一直就在我的身边……”

塔莉亚轻声说道：“您打开看看吧。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这是光荣的事，我们怎么会嘲笑为英雄、为亲爱的人掉的眼泪呢。”

在桌子下面，谢尔盖轻轻碰了一下塔莉亚的膝盖。对他的关照，娜杰日达却摇摇头：“不，我会留着它。我想我的母亲也会留着它。就好像，她还有什么没说完的话似的。只要有这些话，她就还在我的身边，不是吗……”她想装作豁达坚强，但终于说不下去了。塔莉亚搂住她的肩膀，她就在她的怀抱里泪如雨下。过了一会儿，娜杰日达小声要求，请塔莉亚同她说说姐姐的事，但她不想让所有人都听着这悲剧，便邀请她到门边去。

收银员目睹了这一切。那老太太绕过柜台，对她俩说道：“您别担心，您要和她说什么，可以就在这儿说。如果人多、不方便，你们不嫌弃，也可以进厨房去。门前太冷了……”

在她的引导下，塔莉亚和娜杰日达携手去了厨房，桌子边只剩下谢尔盖一人。

他望着窗外的风雪，若有所思。照常理，他应当习惯了悲情时刻他的人生中有太多生离死别了。可他还是觉得难受。他的孤独没能持续太久，一个满身风雪的醉汉从门前踱进来，踉踉跄跄地，坐在了他的对面。

“你是从柏林回来的？”那个四十出头的男人问他，“你身上有股死人味。”

谢尔盖不欲搭理他。战争以后，他们的医生在竭力修复“炮弹休克”的病人，但和创伤障碍患者的数量比起来，苏联擅长修复大脑的医生太少了。

那人继续说道：“你大概有过不少女人，哦，别这么挑剔，这也看不上那也看不上。”

谢尔盖站起身，尽量离他远些。不少人注意到了这场争端。他感到无所适从，职业习惯让他走到门前，点了一支烟，让自己看起来有事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