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斯拿着手枪，坐回了办公椅上，好像面前这个鼻子流血的人同他毫无关系似的。他扔给菲利克斯一条手绢，一动不动地思索了片刻，忽然微笑起来。

“别这样。我不介意让你永远留在柏林。”他似乎因为嗅到鲜血而兴奋，向椅子后面靠过去，笑容短暂得像脸颊抽搐了一下，很快消失不见了：“崇尚暴力的可远不止你一个。你我可以相安无事，但是，哎呀，你不能总挑战我的底线。你还记得我父亲吗？你们见过可不止一次。你知道他怎么说的，‘这疯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以为我这些年只在柏林挣钱、玩乐、找人睡觉？我还有正经工作，比如……我知道你的未婚妻，她的履历是很干净，但未必有你想得那么干净，你也一样。你在酒吧怎么对我说的？哦，我在法国做些买卖，我可以弄到护照。你想去哪里呢？”

菲利克斯粗暴地踢了椅子一脚。他确实是个恶心的东西，安德烈亚斯心想，这么些年，他一点儿变化也没有，这就足够叫人恶心了。平静而恶毒的心思划过他的脑海：如果他构成威胁，不如就让他消失在世界上。这个决定让他吃了一惊：两人认识的时间并不短，也不仅仅是露水情缘，但他欣然接受了。

菲利克斯没再试图纠缠，他最后的示威在办公室大门轰然作响的瞬间结束了。门外传来一阵不满的抱怨，很快平息下去。安德烈亚斯把手枪放在桌面上，盯着摆件留下的空缺陷入了沉思。胜利的兴奋还没有退去，他便感到一阵忧虑：菲利克斯说的未尝不是真话。有一个他从来不愿意直视的裂口，在他的过去和现在之间。那个开裂的缝隙正随着他的挣扎越来越宽。他试图无视它，用花言巧语掩盖，直到它毛糙的边缘扎进他的手掌。

随后的一小时，安德烈亚斯沉浸在自己的思维当中，以至于没有听见敲门声。那声音第三次响起的时候，他才如梦初醒，把手枪塞回抽屉里，说道：“请进。”

一个神情焦虑的年轻人打开门。他很年轻，穿着灰制服，对于情绪还不能收放自如。根据他涨红的脸和紧绷的嘴角，安德烈亚斯基本肯定他参加了好一场争吵。这个刚从青年团“毕业”的孩子焦躁地一碰鞋跟，换上一副严谨而谦卑的表情，小心地询问道：“长官，外面有个女人我们觉得她精神不正常。您看看，要不要把她扔到大街上去。”

“这件事你们处理不了吗？要举报就去走廊尽头，要领婚姻审核表就去对面，要申请抚恤金就下楼去。”

“她说她要见您。”

“见我？”安德烈亚斯朝外瞥了一眼，“她是打过电话还是写过信？”

“好的，长官，我们会把她赶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