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扭头望着他。谢尔盖对他耸耸肩膀，故作轻松，可安德烈亚斯不愿意挪开视线。他的灰眼睛常给谢尔盖带来两种感受，像纸牌的两面，有时意味着绝对的未知，需要他压上一笔筹码才能解开谜题；有时意味着不可更改的决定或者感情，那是印在正面的数字，无法加减，难以变动。

可是，谢尔盖复杂的感受在今夜被消解了：往日他只敢偷偷地抱有期望，那感情是不合情理的、不正当的。如果有谁来问他是否愿意给安德烈亚斯一个机会，他会罗列理由、斩钉截铁地拒绝。但不论他如何同自己抗辩，那一丝愿望永远浮动在他心中，缠绕着他坚如磐石的决策，挥之不去；能够解释它的言语是被禁止、被轻蔑的，尤其在战争之中。

在安德烈亚斯的注视下，他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欣喜，随后是让人怅惘的幸福，后之后觉地，好像拨开了生活门前的纱帘。如果此刻有魔鬼叫他做一个交易，他难以担保自己不会选择永远留在这一刻。灯光下，他困倦而憔悴的脸上出现了悲喜交集的神色。安德烈亚斯皱起眉头，伸手触摸他的前额，手掌在他的发根停留了一会儿：“又做噩梦了？”

“没有，我不知怎么醒了。真抱歉打扰了你。”

“别再说这种蠢话，”安德烈亚斯凑近了，低头看向他，“‘抱歉打扰’，这算什么？这不是你第一次做噩梦，我也不是第一次这样醒来，我们已经……从今往后，一切都不同了。”

谢尔盖的心震动起来，像蝴蝶翅膀拍打他的肋骨。他为什么这样说？难道他认为我们已经难分彼此，连基本的客气也不需要了？他为自己的联想感到羞愧，又依稀感到私密的愉悦。然而，安德烈亚斯在被褥里找到他冰冷的手，将它们握在自己的手心，挨着他的肩膀半坐在床头。他没有再询问，摩挲着谢尔盖的手指、手背以及手腕凸起的骨骼，望着钟面转动的指针，过了一刻钟又转向身边人：“你好些了吗？你想不想和我说说话，好让你从那些事里分心？”

“说真的，我没有做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