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者。病人们异常信任他，在办公室里学习的医学生也都爱戴他。他对于纳粹当局推广的，针对同性恋、残疾人和精神病人的医学论断嗤之以鼻，认为凡把患者视为下等人的同行都违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理应遭到他的鄙视。安德烈亚斯在十六岁那年被父亲送到罗特希尔德的病区，被大夫挥舞着拐杖赶了出去。

“先生，他有什么需要治疗？”彼时还年轻的罗特希尔德冷淡地对老里特贝格说，“他是一个正常的青少年。之前那些庸医在他身上施加刑罚，而您竟给他们付钱。完全是愚蠢的、违反医学伦理的行为。”

这番论断让安德烈亚斯在家庭中耀武扬威了一阵子。对他的仗义执言，安德烈亚斯铭记在心。成为盖世太保以后，他对罗特希尔德的医院多有袒护。在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国家，上层领导直到底层劳工都一致认同：无法被剥削，无法参与社会竞争的人群没有丝毫存在的价值。而他们的友谊使得一些残疾人与临终的病人得以逃脱党卫队的清洗。

安德烈亚斯在手术室外等了三个钟头才见到罗特希尔德。他邀请医生共进午餐，被对方拒绝了。两人在医生办公室里，数百本病历和医书的环绕下，用面包和罐头对付了一顿。安德烈亚斯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隐去了他俩之间的感情。即便如此，罗特希尔德依旧气得锤了桌子一拳：“看看你，你也算是个人吗？你这么对待朋友，我真想打你一个耳光。”

安德烈亚斯咳嗽一声：“弗里德里希，请你收下他，好吗？求求你。”

仁善的医生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安德烈亚斯向他许诺，如果未来医院缺少任何配给，不论是药品还是食物，他都可以通过关系解决。罗特希尔德对他开出的条件颇为不满，却不得不承认这段友谊给他带来了好处。他坚持说：“如果可以的话，我真不愿以这种方式照顾我的病人。我的诉求是正当的，却要以不光彩的手段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