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身份，要么成为奴隶，要么成为主人。即使你不喜欢奴隶制度，它也在历史中逐渐消亡，但宏观的世界还是据此运行。我们只是不愿变成奴隶，不论臣服在英国人、法国人的脚下，还是被红色的恐怖统治，我们都要竭力避免。我们这一代人的义务就在于此。”

一番相当漂亮的发言，谢尔盖却在其中听出了不满。安德烈亚斯对他说得太多了，对于这一类官僚，越是长篇大论的发言，真话越少。谢尔盖惊讶于他对纳粹主流不以为意的态度，但转念又像：他应当有所抱怨，以他的某一重身份，他不该坐在明亮宽敞的会客厅里。他掂量了一下局面，采取了冒险的策略：“您说得对，我们的政策和种族的优劣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仇恨不能带来进益，承担责任才能。”

安德烈亚斯坐直了，把交叉的手指放在膝盖上，目光离开了谢尔盖的脸庞，转向胸前的勋章。他退缩了，言语却更加咄咄逼人：“您一点儿也不怕死吗？您明知道对我说这些观点可能招致什么样的后果。”

谢尔盖说：“因为您一直把我当做朋友。”

安德烈亚斯惊诧地望了他一眼。在他惯来所听的奉承之中，这说辞太奇特了，让他一时间无法回应。“朋友”，什么年纪的人才会真心实意地使用它？反正对他来说，那是太过遥远的记忆了，一个年岁和他相近的人，会在这个词的指导下做出任何决定，他难以想象。

安德烈亚斯对他颇有几分同情，谢尔盖察觉了这一点。从那以后，这位政治警察在谈话中解释得更多，也更愿意指出他在“政治觉悟”上的不足。看啊，这儿有个对政治一无所知的笨蛋，那双灰眼睛明白地传达着。谢尔盖对此再熟悉不过：在他人生的前三十年，他一直充当着更强大、更聪明的角色。他并不讨厌蠢人，甚至愿意爱护他们，笨拙的言行往往激起他保护的欲望。现在，他成为了被“关照”的对象，才发觉那也是一种冒犯。人们从不觉得自己态度傲慢，直到他们位于权力天平翘起的那头。

在不恰当的时候进行自我批评总是令人懊恼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计划正有条不紊地进行。

随着圣诞临近，纳粹的官僚机器也开始运转不灵。没有谁关心前线的战争进行到了何种地步，在苏联的土地上、风雪中，正在发生怎样残酷的争夺。除了渴望出人头地的年轻人，每个人都懒洋洋的，等待着假期的来临。安德烈亚斯更是清闲自在。他叫来“福科尔上尉”，试图规划短途旅行。谢尔盖装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提议去施普雷河的支流边逛逛。他需要更多在室外露面的机会，对郊游也不能兴致缺缺、叫人误会。安德烈亚斯不愿乘车，因此他们只能在城镇周围闲逛。两人都训练有素，长时间的远足、登山并不至于让他们倒头就睡。每次晚餐后，安德烈亚斯会和他在沙发上聊一会儿天，然后他们各自道别，洗漱睡觉。

谢尔盖借此熟悉了当地的环境。到了晚上，除了在脑海中绘制地图，他无事可做，便观察安德烈亚斯的生活。这个年轻有为的小官僚喜欢挥霍钱财，却又自命清高。有一阵子，他不知犯了什么毛病，试图向谢尔盖学习如何精打细算生活财政。他的新消费计划充分展现了老式德国人坚毅朴素的品质，也因为这个特点，没过多久它就被丢进垃圾篓里了。

安德烈亚斯从不在工作以外的事上耗费心力。对个人生活，他认为舒适是最重要的：他注重仪表，但对于其他生活细节时而讲究，时而将就，全凭一时兴起。他有几样讨厌的食品，除此以外都能下咽。他打心眼里不喜欢希特勒的大部分政策，谢尔盖常看见他对戈培尔的说辞白眼以待，却又对赢得战争以后、千年帝国的愿景充满向往；他厌烦政治警察这个称呼，却又热衷于追踪、梳理、分析不同人物的政治观点。他从不和家里联系，更没有组建自己的小家庭，除了必要的应酬，他甚至没有私人的交际圈子。有时，安德烈亚斯一天所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五句，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