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听席上鸦雀无声。记者的录音笔亮着红灯，相机的快门偶尔响一下。

沈予白的声音还在继续：“被告代理人说，原告阅读同性题材的文学作品，所以她对同性恋群体有认知。这是一个逻辑错误。知道世界上有同性恋，和知道自己即将嫁的人是个同性恋，是两回事。原告读过的书里没有一本写着‘你的未婚夫是同性恋’。这个所谓的‘知情’，没有任何证据支持。”

他拿起桌上的红色文件夹翻开：“被告代理人说，婚姻是二十多年的共同生活，不是欺诈两个字能概括的。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我请问，这二十多年，对原告来说是什么？是一个被骗了二十多年的女人，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以为自己有一个正常的家庭，有一个正常的丈夫。她为他生孩子，为他照顾家庭，为他维系体面。而她不知道的是，这二十多年里，她的丈夫在外面有自己的男性伴侣，用夫妻共同财产养着别人。这二十多年的共同生活，不是婚姻的证明，而是欺诈的延续。”

审判席上，书记员飞快打字的手停住了，看向了沈予白。

沈予白还在说：“被告代理人说，撤销婚姻的法定情形是明确的，同性恋隐瞒性取向不在其中。这句话在法律条文的意义上是对的。但法律条文不是冰冷的文字，它背后有一个东西，叫立法精神。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关于欺诈的规定，其精神在于保护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如果一个意思表示是建立在欺诈的基础上，法律应当给予受欺诈方纠正的机会。”

他顿了一下，声音轻了一些：“婚姻是最重要的民事法律行为，没有之一。一个人一生能结几次婚？一次，两次，三次，但每一次都应该是真实的。如果连婚姻都可以建立在欺诈之上，那法律保护的到底是什么？是那张结婚证，还是证背后的信任？”

审判席上，审判长没有表情变化，但他推了一下眼镜。

沈予白拿起桌上的黄色标签文件夹，翻开：“原告在辩论意见中提交了一份补充材料。这是近五年来，国内因同性骗婚被判离婚的三十七个案例的跟踪调查报告。报告显示，这三十七位当事人中，有二十四人需要长期接受心理辅导，有十一人曾再次产生自杀念头，有两人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们离了婚，但她们没有走出来。”

旁听席上，有人轻轻吸了一口气。赵红低着头，肩膀在抖，刘芳把她的肩膀揽过来，没说话。

沈予白继续说：“她们离了婚，户口本上写着‘离异’，她们要开始新的感情，对方问‘你上一段婚姻是怎么回事’。她们要一遍一遍地解释，一遍一遍地被审视，一遍一遍地被问‘你是不是也有问题’。做错事的人不是她们，但代价是她们在承担。”

他的声音平稳，没有慷慨激昂，没有声泪俱下，可每一个字都像是落在水泥地上的钉子，有响声，有痕迹。

“原告请求撤销婚姻，不是为了抹去二十多年的历史。历史抹不掉。原告请求撤销婚姻，是为了让法律告诉她：你被骗了，这不是你的错。你不用背着‘离异’两个字过一辈子。这个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你不必为这个错误负责。”

沈予白转向审判席：“审判长，各位审判员，原告的请求，没有先例。但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先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有人推动了，才有了先例。国外已有类似的判例可供参考，这些判决的共同点是：法院认为，同性恋在婚前隐瞒性取向，构成婚姻欺诈，受欺诈方有权请求撤销婚姻。我国的法律体系与这些国家不同，但法理是相通的，诚实信用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婚姻不应当是这个原则的例外。”

他停了一下，最后说了一句：“原告请求法庭支持她的诉讼请求，不是因为她特殊，而是因为她不该被骗。”

沈予白坐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