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番；而在魏玛德国的斗兽场里，纳粹上台的时刻，公正就被吊死在绞刑架上了。

在头晕和头痛好转以后，他的大脑像赌场轮盘似的：一会儿想着那份名单，一会儿想着美国人的交易，一会儿又想着东西线的局势。他看不清文字，只能通过广播获取信息：纳粹德国必然完了，盟军当中，谁率先到达柏林，谁就会在战后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很快，安德烈亚斯也闲了下来，并怒气冲冲地把一切告诉了他：因为轰炸，他的父亲正在筹建地下工厂，工程方“漫天要价”，而这位老企业家一毛不拔，最后决定保留地表厂房。他忙活了整整一周，招标谈判却就这样报废了。

像一语成谶似的，当天傍晚，防空警报就拉响了。安德烈亚斯熄灭了所有电灯，把谢尔盖挪到客厅，那儿远离窗户，受伤的风险较小。谢尔盖躺在逼仄的沙发里，上一次空袭几乎弄瞎了他的眼睛，听到警报，他难免紧张。安德烈亚斯回了一趟卧室，从衣柜里取出两个防毒面具，坐在他身旁的地毯上。

窗外嘈杂的人声渐渐平息，只有警报仍在凄厉地呼啸，可它无法打破灾难降临以前的寂静。

谢尔盖小声问道：“你不去防空洞里？”

“不。”

“为什么？”

“因为你必须待在这儿。防空洞里所有人都无所事事，说错一句话、看到一个可疑的人，他们都会去举报的。”

“你不必为我做这些，你可以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待着。”

安德烈亚斯没有接他的话茬。他凑到谢尔盖耳边，小声说：“留在楼上也挺好的，我们可以说平时不能说的话，大声地说，没有人会听见。”

谢尔盖的心微微一震，他感受到近在咫尺的气息在十天不到的时间里，他再一次习惯了有安德烈亚斯在他的身旁，仿佛那儿本有块空缺，而现在一切都变得平滑、自然。

“其实除了我们，全柏林还有很多人不在防空洞里，轰炸期间，工厂全都在上班，这儿可没有什么停工避难的说法。”

“都像你们家的企业，是生产战争物资的厂商？”

“也不全是。说是为了战争，其实是为了挣钱。我父亲是这样算账的死一打工人也赔不了几个钱，停工三天的损失可就大了。”

“就没有人团结起来罢工么？”

“没有人有人曾经尝试过，警察会让他们以各种方式闭嘴。我以前不过问企业的事，现在发现它和秘密警察的逻辑没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