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人随同，冬天的寒风在半小时内就会要了他的命。隔天他发起了高烧，所幸营地里有退热药，他也没有感染任何细菌。在辗转反侧的三天以后，他的体温恢复了正常。

他从昏沉的睡眠中醒来，弗里达单独找他谈了一次话。他们的小营地没有某一位特定的“政委”，这位经验丰富的女狙击手担任着这个角色。

“你在发烧的时候不停念叨着一份名单，问它在哪儿。”她忧心忡忡地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你不必要总是想着自己没有完成什么你要想想自己做了什么，你已经完成了非常了不起的事。”

“抱歉，我说傻话了。除了这些，我有没有说其他不该说的？”

“没有，你很坚强。”弗里达说，“就算你说了什么，我们也会立刻忘掉的。谢廖什卡，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让组织想办法把你接去后方，或者找一个更平静的地方。你的身体……”

“不，不用大费周章。”突然，一个念头像水泡冒出他心中的池塘，“或许哦，弗里达，或许是我太不切实际了。”

他收回了要说的话。弗里达并没有强迫他继续，只是让他好好修养。可是这念头在他的脑海里生了根，那个早晨不断在他脑海中重演，直到春天又一次来临。在一片欣悦的氛围中，谢尔盖给莫斯科拍了一份电报。

“组织很关注柏林是否与西方进行秘密谈判。”他对弗里达解释说，“其中也包括业界的名流。纳粹的失败已成定局，他们中有多少人表面上是德国人，背地里与英国人和美国人私相授受？我曾经在柏林掌握着一条线索，现在，秘密警察的监视收紧，多条情报线断开，靠我的私人关系或许能有所突破。”

很快他收到了准许的回电，与它同时到来的，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