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安德烈亚斯的变化，他感到由衷欣喜，然而，情报小组至今杳无音讯，又让他万分心忧。在离开柏林以前，他又去见了卢卡斯一面，却得知克劳迪娅已经带着胶卷和相机离开了。面对卢卡斯警惕的眼神，他不敢多问，即便对方愿意帮助克劳迪娅掩盖身份，他也不能确定这决定有多少出自良知，多少出自私情。他对安德烈亚斯也抱有同样的疑惑：即使安德烈亚斯从不承认感情对他决策的干扰，但他也不屑掩饰自己对谢尔盖的痴迷。这种情感时常让谢尔盖感到愧疚。但他暂时没有精力关注枕边人的心理变化：如果燕妮没有出事，她应该还在旗队长的别墅附近活动，一旦他回到勃兰登堡，断开的情报线路或许可以就此重建。

我该怎么见她？他想着，丽娜的丈夫离开以后，她俩确实不用受苦了；可我也不再有借口靠近那栋别墅了。

在离开的前几夜，他满怀对未来的疑惑和幻想，连噩梦的侵扰也减少了许多。安德烈亚斯对自己的决定非常满意：他本来就不在乎工资，又厌倦了柏林的政治氛围。当他发现谢尔盖的精神状况好转时，不禁在心里暗暗得意。一个礼拜以后，在司法部升了职的格拉夫通过电话告诉他，他离开得正是时候：斯特雷肯巴赫即将被调离保安总局，谁也不知道希姆莱会借此做什么文章。以前在柏林同保安总局第一处有利益往来的人们，都将要战战兢兢一阵子了。

安德烈亚斯根本没有带行李的习惯：他像去度假似的，只在手提箱里塞了些随身的衣物。他在可以用钱解决的琐事上绝不吝啬，谢尔盖深知这一点。那间勃兰登堡的小公寓一直有人打扫，储物柜里的衬衫也时不时会被拿出来清洗。他不由得想起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以及这一年来所有无法安眠的夜晚，忽然百感交集。整整一年，战争还没有丝毫要结束的迹象。他传出了无数份的情报，那一封封所谓的“家书”在莫斯科的办公桌上成为了哪一块拼图，他也毫不知情。时间过得太慢了，他在心里哀叹，我还能坚持多久？还能再做一点儿什么？

与他相反，安德烈亚斯的心情相当明媚。他斜靠在车窗边，时不时讲两个俏皮的笑话。车辆驶出柏林前，安德烈亚斯让司机在郊区的大宅旁停下，独自到楼上的房间待了一会儿。下车时，他拿着一个黑色公文包，半个小时以后，他又拿着同一个公文包下了楼。他绝不是一个念旧的人，更不可能为更换办公地点而伤春悲秋。谢尔盖对那个公文包产生了兴趣，但安德烈亚斯告诉他，那里面只有他的一小部分财产，包括银行支票。

如果他只是去取东西，为什么要在房间里待那么久？谢尔盖忽然自责起来：我和他在一起生活了大半年，却不知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