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他的意料，安德烈亚斯对他有问必答。如果他睡着，安德烈亚斯会拍拍他的肩膀把他叫醒。只有一回，这位特务头子在凌晨时分回到家，不声不响地用外套盖住了他的肩膀。一股香水味儿扑鼻而至，把他呛得打了个喷嚏。谢尔盖对他怒目而视，他越不满，安德烈亚斯越笑个不停。

谢尔盖厌烦他的轻浮，委婉地强调这行为实在很不得体，安德烈亚斯则对他眨眨眼睛，饶有兴致地把外套拿走了：

“您不必在这儿等我呀。有待考量的是您对国家的忠诚，不是对我的。”

“我希望您不要做出有失偏颇的决定。”谢尔盖说，“您知道的，我在圣诞节前后要回家去。”

安德烈亚斯不为所动：“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事实才能决定一切。你祝我查案顺利吧。”

他说得冷漠而公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谢尔盖愈发笃定计划的可行性：安德烈亚斯对他的怀疑逐渐散去，他要做的只是等待、等待，如果他能入侵这位盖世太保头目的生活，也不算浪费了游离在组织之外的时间。

安德烈亚斯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他有时对细节过敏，甚至会问一句第二天的菜谱，好让军官餐厅准备，有时则马马虎虎，忘记诸如钥匙在哪、是否吃过午饭等琐事。工作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安德烈亚斯仍会在用餐期间放一张唱片，有些是被纳粹当局允许的音乐，有些则不然。他收藏了不少俄国、犹太作曲家的录音，也乐意和谢尔盖分享他的违禁品。谢尔盖大感荒谬，但他并不惊讶：在他的祖国，曾有人抱怨音乐作品的管制太过严格，人们要听西欧作品，要么就在浴室里开着水龙头小声哼唱，要么就搞一份乐谱，通过读谱的方式在头脑里播放。谢尔盖在莫斯科的报纸上看过不少枪决的消息，一夜之间，曾经的同志就成了通敌分子、德国间谍，但他能够怎么办呢，祖国只有一个。他一想到开战以来苏联人遭受的苦难，就无法在痛恨德国人之前先埋怨自己的国家。

人人都知道什么是好音乐，什么是坏音乐，和作曲家的种族、性别、阶级毫无关系。比起最基本的道德的问题，德国人在音乐审美上显示出了更加清醒的头脑。人们常常如此，只关心同自己有关的世界。多少人被冤枉？多少人逃亡他乡